邓小平的七张老照片和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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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2、【馆藏悦读】一张老照片里的故事

3、邓小平的七张老照片和背后的故事

　　李岚清同志为谷牧同志88岁寿辰所作的诗作。 　　右侧这张照片是1992年3月19日本文作者陪同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同志专程看望国际友人秋迪·卢森堡女士时拍摄的。 　　在八年抗战时期，先后有一批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进步记者、作家、医生等志愿者来到中国，或采访报道中国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的事迹，或深入部队救死扶伤。他们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的甚至把生命永远地留在了中华大地。 　　秋迪·卢森堡女士的先生汉斯·希伯就是其中的一位。 　　汉斯·希伯1897年6月13日出生于波兰的克拉科夫，1919年22岁时去德国留学，大学毕业后加入德国共产党。他先在德国参加工人运动，后辗转去苏联从事记者工作。 　　192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后，希伯就与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的十几年中，希伯多次往返中国，深入延安、皖南等地，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粟裕等领导人，并将采访所得撰写成报道和评论，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军民的英勇事迹。 　　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柏林工作的希伯再次来到中国，用他手中的笔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呼吁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为了向世界人民报道八路军在山东敌后英勇抗战的事迹，希伯于1941年9月赶到山东滨海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驻地，也就在那时，他与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谷牧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希伯高高的身材,蓝蓝的大眼睛,深褐色卷曲的头发,穿一身八路军灰棉布军装,腰佩短枪。乡亲们见了,惊喜地说:“俺队伍里有了洋八路啦!” 　　希伯是第一个来到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当时,根据地处于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三面夹击之中,生活异常艰苦。一个外国人不顾个人安危来到了这里,对抗日军民是很大的鼓舞。何况,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外国友人为数不少,而真正像希伯一样远离祖国、抛开家庭到敌后和我们一起拿起武器、并肩作战的欧洲人并不多。他热情、开朗、幽默,那些手提红缨枪站岗放哨的儿童团员对他格外亲热,争着唱抗日歌曲给他听,跟前跟后地喊叫“希大爷”! 　　以下是谷牧同志讲述的这段历史经历。 　　与汉斯·希伯一起突围 　　在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日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日寇华北驻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与汪精卫密谋，计划乘机对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妄图消灭八路军在山东的主力和地方部队。 　　1941年11月初，烟俊六亲自到临沂坐镇，调集了日军四个师团、三个混成旅团及汉奸武装共5万余人，分11路从临沂、费县、蒙阴、平邑、莒县向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和山东分局机关驻地沂南县南部的留田扑来，形势十分紧急。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11月5日下午，罗荣桓同志在沂南县的留田附近钮家村，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出敌不意，趁敌之虚，向敌军指挥部所在地临沂方向突围转移。 　　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11月5日傍晚，分局机关在东汶河岸集合开始行动。随同分局机关行军的还有德国共产党员、著名记者、优秀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汉斯·希伯同志。他在大革命时首次来华，投身中国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翻译。1931年，他重来中国，在上海与路易·艾黎、马海德等组织马列主义学习小组。1938年，他去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后到新四军军部随军采访。皖南事变后，他写文章在国际上痛斥蒋介石反共投降的倒行逆施，以后又由新四军转到滨海区和一一五师师部。他在师部住了一个多月，同朱瑞、罗荣桓、黎玉等同志会见，作了广泛的采访。日寇大扫荡开始后，罗荣桓同志考虑到主力部队作战频繁，希伯同志留在主力部队不安全，让他随分局机关行动，指派我负责接待安排。 　　这次突围，他就和我在一起。 　　“留田突围”成功 　　当夜，大雾迷漫，我们的队伍凭着熟悉的地形和准确的情报，寂静无声地急行军，迂回穿梭冲出敌人包围。一路上不能讲话，先行队伍为了给后续部队指明行军方向，就在三岔路口用石灰做出标记，队伍在行进中，有时需要后头的人扶着前头人的背包行走，以免迷路。 　　我们看着敌人在山头燃起的照明大火，听着敌人的人呼马嘶“衔枚疾走”，宛如疾风流水一般穿过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在次日拂晓安全到达预定地点。这时，敌人一窝蜂似地涌进留田，但是那里空空如也。我军则继续向西转移，到达费县东北的黄埠前。不费一枪一弹，山东分局及省直机关5000余人胜利突出敌军重围。 　　当把这个好消息通报大家时，希伯同志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他兴奋地说：“这一夜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起在西方参加的任何一次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他提出，要立刻给一一五师出版的《战士报》写篇文章，赞颂这次突围领导者罗荣桓政委的“指挥神奇”和山东抗日军民的严密组织性和纪律性，欢呼这个奇迹般的重大胜利。 　　希伯同志身材魁梧，总用打字机写文章。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以腿当桌用打字机写出了题为《无声的战斗》的稿子。他这篇文章译成中文后，套红登在《战士报》的第一版上。记得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么写的：“烟俊六总司令官这时候一定正大发雷霆，训斥他的那些不争气的饭桶将军们：八路军主力一夜之间到哪里去了？我们的赫赫战果在哪里呢？那些日本军官们重重包围、数万支枪炮所指的，却原来是一堆堆黑色的岩石!这些饭桶将军今天吃饭的时候，应当给他们来一道美味的菜——大鸭蛋!”希伯的这篇文章，在山东抗日军民中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士气的作用。 　　“留田突围”的成功，挫败了日寇“铁壁合围”的初步计划。然而敌伪的扫荡部队并没有撤走，而是以百倍的疯狂，继续对我们进行“扫荡”。我抗日军民经历了山东抗战史上最惨烈的一系列战斗。 　　向大青山转移 　　“留田突围”后，我们在蒙山一带与敌人“转圈”、“推磨”，保存自己，伺机消灭敌人。 　　11月27日凌晨，经过一夜急行军，我们转移到了沂南县双后崖子乡西梭庄。刚刚准备暂时休息一下，突然周围山头上响起一片枪声，敌人包围了我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同志让我传达命令：山东分局、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和抗敌协会的机关向抗大山东分校第五大队驻地大青山方向突围。同时集中三个机关的警卫队，由我指挥阻击敌人，掩护机关撤退，他去调集部队到敌人后面发起进攻。虽然五大队的学员均为军事干部，有很强战斗力，但实际上抗大分校也是一个很突出的目标，那个方向有无敌人并无把握。 　　我立即把警卫队伍集合起来，仓促应战，阻击敌人。训练有素的敌主力部队猛扑过来，弹如雨下，仗打得很残酷，分管几个单位保卫任务的警卫部队平素比野战部队训练少，虽然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一批批倒下去，但为了掩护机关转移仍顽强战斗。 　　眼看兵力越来越少，警卫营长对我说：阻击敌人掩护撤退的任务我们已完成了，但阵地已不可能再坚守下去，上级两面夹击敌人的设想是不现实的，而且转移了的机关前往抗大分校五大队方向是否安全也没有把握，你应该追上去指挥机关转移，我往另一边突围把敌人吸引走。 　　警卫营长示意几名警卫战士架起我往机关转移方向撤退，自己则带着剩下的稍多一些的战士向阵地另一侧插去。我考虑到三个机关已经转移，再硬顶着打也确实不是办法，就带着这几个战士迂回向撤退的机关追去。但我们撤退得太晚了，转身刚跑了五六分钟的样子，原来防守的阵地就被敌人占领。敌人在追击警卫营长的同时，也发现了我们这支小分队，密集的火力扫过来。我忽然像被谁拦腰打了一棒，跌倒在地。当时也顾不得是怎么回事，站起来继续转移，又走了一段路，觉得四肢无力，低头一看，整个上衣胸部被血浸透，才知道中弹负伤，随即晕倒了。 　　血染大青山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担 　　架抬着追上队伍的，醒来时三个机关的转移已由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同志接替统一指挥，一直打到傍晚才脱险。因为敌人还在“清剿”、“扫荡”，我们被迫继续转移。为我检查伤情的医生告诉说，这颗子弹穿过我的肺部后在肋骨上滑了一下，贯穿而出，虽然流血不少，伤势很重，但幸好没有伤及心脏，子弹也没有留在体内。做了治疗后，把我放在担架上，随分局机关队伍一起转移行军。 　　到了第三天，在向大青山转移途中，又同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大青山是山东抗大分校五大队驻地，那里原来没有敌情，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敌人派出一支部队去包围他们。他们在紧急转移中无法同我们联系，结果我们这支队伍钻进了敌人布置的“口袋”，战斗的紧张被动情况是可想而知的。在激烈的战斗中，为了不拖累队伍，我和警卫员，还有抬担架的几个战士，隐蔽在野外一个高粱秸垛里。 　　战斗过后，已是夜间。我的伤口剧烈疼痛，心想，自己大概是活不成了，不能拖累几个战士。就对他们说：“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赶快设法去找部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战士们不听我的话，谁都不走。我发火说：“找不着部队，凭你们几个在这里也保护不了我，还是听我的话，赶快去找部队!”有几个战士走了，可是我的警卫员坚决要留下来跟我在一起。我说：“一个不留!这是命令，必须服从!”他只得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离去。 　　大青山上共死生 　　我一个人躺在高粱秸垛里，昏迷了一阵，醒来后爬出去观察动静。寒风在四野凄厉呼叫，伤口疼得更厉害了。这时我忽然想起荆轲悲壮的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概就要这样在这里结束此生了。 　　但又有点儿不服气，我只有28岁，还没有看到把日寇驱逐出中华大地，还有许多理想没有实现。不服气又能怎么办?这时我想到戏曲舞台上每逢这种情况，往往有个“神仙”下凡，故事才能延续下去。正这么想着，忽然听到不远处石头堆旁一声咳嗽。是什么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是自己人就好了!我强忍伤痛向咳嗽声处爬去，发现是几个老乡在那里躲鬼子。我说：“不要怕，我是八路军伤员，这附近有没有村子?”一个老汉听说我是八路军，过来给我指路说山腰前面有个石门村，两三里路就到了。 　　听说最近的村子只有两三里，我突然增强了求生的欲望。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有了力量，挣扎着爬一阵，躺一阵，昏一阵，醒一阵，到了第二天天亮，终于爬到了石门村村头的一家老乡门前，就又昏过去了。又是一个老汉把我唤醒。他家正做高粱米粥，给我舀了一碗。由于军医没有确诊我的肠部是否受伤，按他们嘱咐，我已三天没吃东西，当时看见这碗粥，也顾不得许多，猛然喝了几口。老汉把我藏到村头不远的一个高粱秸垛里，让我先休息一下。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的光景，分局陈琳瑚同志来了。他是我的同乡，又是东北军学兵队的战友。他知道我负伤隐蔽在这一带，就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到处找我。 　　我一看到他，大有绝处逢生之感，不禁流下泪来。他搞了一副担架把我抬回机关。我的伤口严重感染，流脓不止。军医给做了医治。后来听说，当时他们已向朱瑞等领导同志报告：看来谷牧不行了。由于分局机关还在不断转移，决定由敌工部把我安排到敌占区一个“堡垒户”家里养伤。这家只有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她把我藏在存放粮食、杂物的小屋里。专门照顾我的八路军护理员，白天在山上隐蔽，晚上来给我换药。在那里住了约半个月。当时群众生活困苦，给我吃的最有营养的好东西也就是小米粥。我开始只能躺着，下不了炕，后来能起来了，晚上就到院里扶着磨盘活动活动，接着没有几天就能拄着拐杖走路了。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年轻力壮和意志的支撑作用吧! 　　捐躯曾有异域人 　　当我能拄着拐杖走路时，就同护理员商量回分局机关。他不赞成，说我体力不行，路上难走。我执意要回去，他看拗不过我，就通过老乡找到我们抗日政府的县长，请求帮助。县长很支持，派了两个人抬着送我。 　　走了两天，回到机关驻地，我先看到了几个炊事员。乍一见面，他们都愣住了，过了片刻，又热情地围拢过来问寒问暖。因为当时机关里传说我已经不行了，没想到又活着回来，大家都惊诧不已，喜出望外。 　　时过l942年元旦不久，日寇发动的为时两个月的“大扫荡”以被歼7000余人宣告失败。但是我方因大青山局部战斗失利，也付出不小的代价。机关里笼罩着悲愤的气氛，许多原来熟悉的面孔不见了。 　　接替我指挥三个机关转移和突围的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同志，在带队突破敌人在蒙阳河一带的包围圈时，两腿被敌人机枪子弹打断，当日寇走近想活捉他时，他用手枪连续击毙三个敌人并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不负伤，带领机关人员冒着枪林弹雨从蒙阳河突围的应该是年轻的我! 　　我们的国际友人希伯同志在大青山战斗中也投笔持枪，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向日本法西斯开火，最后献出了生命，时年44岁。我曾有首诗怀念他： 　　大青山上共死生，捐躯曾有异域人。 　　笔底风雷惊海右，胸中烈火振民心。 　　蒙山常见高高影，沂水时闻嗒嗒声。 　　战友英魂今安在，春光一缕便是君。 　　战友英魂今安在春光一缕便是君 　　在追忆和交谈中，谷牧同志高度赞扬了希伯同志殉身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深为自己作为希伯同志的战友，作为山东分局照管希伯同志生活的负责人，没有能够保护好希伯同志而感到内疚。 　　希伯同志的遗体最后安葬在临沂市的华东烈士陵园，其遗孀秋迪·卢森堡女士解放后从民主德国来我国工作，逝世后与希伯同志合葬。 　　这就是照片背后的故事。记录的不仅是像希伯同志一样的国际友人在中国抗日解放战争中留下的感人事迹和体现的深厚情谊，更是千千万万个像谷牧同志一样的革命先辈在抗日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壮志情怀。 　　最后，笔者借用李岚清同志在谷牧同志88岁寿辰时的诗作，以此深切缅怀和纪念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的革命先辈和国际友人，历史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投笔战烽火，泼墨绘经纶。奇石寄坚志，羽觞忘劳形。宁静而致远，采菊赴东篱。谁道桑榆晚，橙霞尚漫天。　　——柴沫在赴湖南调查研究后命运发生转折 前排左四为柴沫、左六为王任重、前排右三为田家英 　　柴沫（1917－1966），原名厉全起，中共党员，1917年9月出生于慈溪县厉家村（现慈溪市掌起镇）的一个农民家庭。今年是柴沫去世100周年。柴沫早年在家乡鸣鹤区洋山乡（今属慈溪掌起镇）初中仅读一年后随族叔到上海当学徒。在上海他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学习，而且关心天下大事，身受“左翼”人士的影响。1937年冬，柴沫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参加工作时，柴沫被分配到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担任秘书，深得毛泽东的教诲。抗战胜利后，柴沫离开延安，历经承德、天津、长沙、广州等地工作任职。 　　1956年，调任铁道部科技局局长。1959年，柴沫进中央党校学习。后经田家英推荐，调中央政治研究室任秘书长。1964年春，原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为陈伯达，柴沫任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的月底，为了了解农村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让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赴毛泽东家乡湘潭韶山等地开展调查。田家英要柴沫共同带队去。这次选定的地点——湘潭的韶山冲、湘乡的唐家坨、宁乡的炭子冲，分别是毛泽东的家乡和毛泽东外祖父的家乡，以及刘少奇的家乡。调查组的成员，以农村工作部、政研室的干部为主组成。此外还有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办公厅的个别人，总共17人。他们是：农村工作部的王录、裴润、王涵之、罗贞治、刘显谦；政研室的柴沫、高禹、李洪林、郭冲、丁伟志、张作耀、孙启佑、宋士堂；红旗杂志社的张先畴、张凛；人民日报社的萧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金石；还有就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田家英和逄先知等。调查组到达武汉时，在东湖宾馆的梅花岭别墅，毛泽东、王任重（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谢富治曾会见了调研组成员，并在一起合影留念（见上照片）。当时毛泽东拿着名单逐一点名。点到柴沫时，他说：“柴沫，老朋友了！你在延安我的办公室工作过，还管过我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在困难时期做得不错。”点完名后，毛泽东开口道：“知识分子成堆么！” 　　调查组成员到达湖南后，社员们普遍提出了实行“分田到户”的强烈要求。田家英等进行一系列的座谈、走访后形成了基本调查报告，认为《六十条》虽然改善了生产和生活状况，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面临的经济困难，不能有力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无法从根本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报告中反映了这些农民提出的强烈要求，并且认为只要允许农民这样做后，“就会精耕细作，两三年就能恢复生产”，“粮食可以增产，家庭副业也能很快发展，社员吃得饱，征购好完成，政府也买得到东西”。报告还认为它表达的是农民恢复生产的强烈愿望，“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问题”，“不能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作解释”。 　　不久，田家英和逄先知赴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把调查组在三个点的调查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陈云，并把炭子冲的报告寄给了在北京的刘少奇。调查组则暂由柴沫主持。毛泽东在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报告之后，当即明确表态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然而，田家英等还没有意识到调查报告问题的严重性，而是按照自己的认识思路继续向前走。回到北京后，认为自己关于在农村实行多种所有制以恢复农业生产的设想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准备在湖南调查的基础上，安排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同时又组织研究室分两个调查组分别赴对“包产到户”持抵制意见的东北和山西（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和省委有反对和抵触“包产到户”的呼声）去调研。 　　柴沫则在研究室认真传达了田家英的意见。他此时以为中央已经原则上同意要在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只是考虑到波及面的大小，要调查组再去两地做一番调查。最后，高禹带队去了山西，王忍之、张作耀、马仲扬等则随柴沫去了东北（到长春后又增加了王广宇）。据马仲扬回忆：“柴沫督促我们每到一地，每有所闻所见，都立即连夜写出报告，即发北京，报田家英。”岂不料，这又是“罪”上加“罪”。 　　就在调查组在湖南开展调查期间，田家英还曾请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和研究室主任、中办财经组组长梅行专程到韶山向调查组传达中央当时拟定的《休养生息二十条》。梅行说中央对当时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困难还未充分暴露”，“现在还没到沟底”，“要有思想准备”，为此中央设想在“重灾区”对于“包产到户”暂时不纠正。随即，柴沫受田家英委托，派人去安徽无为县考察当地“包产到户”的状况。此后，田家英把《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调查》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的《简讯》上。这也成为田家英等人的一条罪状，被视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新农村”、“疯狂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的证据。据逄先知回忆：就在调查组在东北开展调查的时候，毛泽东又严厉批评了田家英，认为他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六十条》而是去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指定由陈伯达负责为中央起草《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文件。接着，在北戴河会议（即1962年8月6日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以及稍后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并大讲“阶级斗争”，提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尽管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公开批评刘少奇等一线的中央领导人，但已公开而且严厉地批评了田家英，并且说他“把持政研室”。这也就是说，自此，田家英已经彻底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在此前后，正在东北开展调查的柴沫突然接到了田家英的电话，要他们立即结束调查返回北京。获悉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后，柴沫等感到事情突然，不明白中央为什么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此后，田家英不再负责政研室的工作，柴沫则做了一次自我检讨。据丁伟志事后回忆：“谁也没料到，四年之后，从田家英到柴沫，连同我们这些他们的追随者，会因此被一齐投入到灭顶的灾难中。”又据王力回忆：1962年北戴河会议批判“三自一包”，“主要是批陈云，附带批田家英”。与此同时，也曾是毛泽东秘书的柴沫，也受到了冷落。 　　1964年春，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原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扩大改组为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任务是进行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研究，重点是“两史一中心”（党史、共运史、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院长仍为陈伯达，副院长有胡乔木、周扬（兼党委书记）、胡绳，秘书长兼党委副书记是柴沫。这其中，有3人曾是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柴沫。而此时的田家英，已被排除在这一机构的领导班子之外。 　　其实，这是了解内情的陈伯达以为“文革”即将发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已受到批判，而《二月提纲》则将被撤销，至于研究院大批判组按照《二月提纲》精神发表的批判文章，其责任不能由他这个院长来承担，应该由与田家英助手柴沫来承担，嗅觉灵敏的陈伯达到研究院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一是撇清与自己的干系，一是清理门户。这样，经过陈伯达的煽风点火，研究院批斗柴沫以及“柴沫一小撮”的大会和小会持续不断，致使柴沫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也将田家英划为了批判的对象。当时，田家英已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负责处理田家英问题的安子文会同王力赴田家英在中南海的住所，随即，“安子文指出田家英犯了错误，要检讨，暂时不工作，即中办副主任、处理来信来访的工作暂时不工作，田家英手边有许多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要他交给戚本禹”。5月23日，灾难性的压力之下，田家英在家自杀。 　　不幸的是在田家英自杀后三个多月后，柴沫也愤然自戕。1972年12月2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858号，摘要说：王若林（柴沫夫人）11月30日来信，她对毛主席的批示表示无比感激，军代表也已向她传达了关于柴沫问题的结论，肯定柴沫是受陈伯达等的迫害，同时又指出柴沫因系自杀，不够党员的条件，应受到党内除名的处分，而王若林认为柴沫是在陈伯达等的逼迫下被迫自杀的，并非是他畏罪于党，故不应给予党内除名的处分。显然毛泽东是同意王若林的意见的，他还愤愤地发问：“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有了毛泽东的明确批示，柴沫问题的处理似乎应该不成问题了，然而国内处于文化大革命进行中，柴沫问题的解决依然成为问题。直到197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才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柴沫的骨灰安放仪式。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主持仪式，原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胡绳致悼词正式为柴沫申冤昭雪，恢复名誉。 　　慈溪市档案局徐建华整理　　1、渡重洋、求真理 　　邓小平（右）和邓绍圣1921年3月在法国的合影 　　1920年8月，邓小平和邓绍圣等20多名中国学生远渡重洋，赴法兰西勤工俭学，1922年夏，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 1924年7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邓小平到莫斯科学习。 　　2、“跟着走”长征路 　　长征途中，徐特立、邓小平（中排左一）、林彪、杨尚昆、李伯钊等 　　“跟着走”是邓小平对自己长征路的评价。长征出发前，邓小平受到了“左”倾路线排挤。长征途中，他克服种种困难主编《红星报》，为战士们提供“精神食粮”。1935年6月到7月间，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在艰难困苦面前，邓小平和各级宣传干部，组织动员指战员们在草地行军中编出顺口溜和诗歌传唱，鼓舞大家的士气。 　　3、开创最大解放区 　　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留影 　　1938年1月，邓小平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他和师长刘伯承指挥129师以太行山为中心，先后进行了夜袭阳明堡、百团大战中的正太榆辽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的频繁“蚕食”和残酷“扫荡”。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4、千里挺进大别山 　　刘邓大军的刘伯承和邓小平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强渡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打开了南下的通路。紧接着，刘邓大军涉过黄泛区，强渡沙河、汝河、淮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1948年4月，刘邓大军胜利走出大别山，他们一路从中原战场打到淮海战役，从淮海战役打到渡江战役，最终解放上海、占领南京，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5、对党实行严格监督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除了要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6、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7、“南方谈话”再出发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参观 　　1992年1月17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坐在南行列车上，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他反复讲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定不能动摇；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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